核心提示
  警方調查顯示,葛蘭素史克在中國市場建立起龐大的賄賂網,排擠中國國產藥,利用財務手段轉移高額利潤,違法手段花樣百出,損害中國公眾利益情況觸目驚心。該公司在華銷售的藥品價格最高可達其他國家的7倍,非法所得高達數十億元人民幣。中國患者和財政付出的高昂代價,成就了葛蘭素史克公司的高額利潤。
  此前,葛蘭素史克公司曾向中國公開致歉。有關人士指出,一聲道歉遠遠不夠,如果沒有讓違法經營者付出沉重代價,實現違法所罰大過違法所得,等於是變相激勵。
  轉移定價
  高額利潤留在境外
  轉移定價不僅大幅提高進口藥品價格、獲取巨額利潤,同時將應當在中國境內產生的大部分利潤留在境外,達到少繳稅的目的。
  新康泰克、芬必得、賀普丁……這都是GSK(中國)公司旗下的“明星”產品,中國公眾耳熟能詳;它們在中國高昂的定價,也令人印象深刻。
  2012年5月GSK《專利藥品(含專利過期藥品)境外市場價格填報表》中,賀普丁在中國的出廠價是142元(人民幣,下同),而在韓國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國不到30元,在德國、日本等國家,其出廠價也遠低於中國。中國患者被“宰”得很嚴重。GSK的另一種藥品賀維力情況也一樣:日本賣103.5元,中國香港賣59.92元,在中國的出廠價卻高達182元。
  多名涉案GSK(中國)高管供述,新藥進口到中國前,公司便會啟動“倒推計算”價格過程——首先,調研國內市場價格,參考其他跨國藥企相同或者相近藥品確定價格;如果是原研藥,“想賣多貴就定多貴”。第二步,GSK總部的全球價格轉移中心計算出成本價和在中國進口的口岸價,GSK(中國)照此進口藥品,這時口岸價已遠高於成本價。第三步:藥品進口後,GSK(中國)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單獨定價,以口岸價為基數作為在國內銷售的藥品價格。
  “這一過程也叫轉移定價。”犯罪嫌疑人之一、原GSK(中國)副總裁兼疫苗部總經理陳洪波說,這是跨國公司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一種主要方法。在原產國分公司把要賺的利潤確定好,把確定後的(原產國)零售價作為銷往另一個國家分公司的成本價。在這個基礎上,再實行一套價格策略,確保在另一個國家能夠盈利。
  “對GSK(中國)而言,除了進口成品藥,還有一種方式是進口原料再加工。”陳洪波供述,比如西力欣的原料由GSK在塞浦路斯的分公司做,瓶裝則在意大利分公司,從塞浦路斯到意大利進行一次價格轉移;從意大利到中國貼標簽,再進行一次價格轉移。多次價格轉移之後,每個分公司都賺錢,總利潤相當可觀。
  以賀普丁為例,經核查,2012年賀普丁真實成本為15.7元,轉移定價後到中國工廠的口岸價是73元,GSK(中國)出廠價(不含稅)為142元,經物價部門核准的最高零售價為207元。
  另一犯罪嫌疑人、GSK(中國)副總裁兼企業運營總經理梁宏供稱,該公司的這種做法不僅大幅提高進口藥品價格、獲取巨額利潤,而且將應當在中國境內產生的大部分利潤留在境外,達到少繳稅的目的。
  因此,GSK(中國)財務報表上的數據也就不難理解。2009年至2012年,公司主營業務收入約為39.78億元、48.62億元、55.29億元、69.75億元;而同期的營業利潤約為1.10億元、-0.47億元、0.60億元、-1.88億元。
  GSK(中國)通過設在中國的工廠加工包裝出售藥品,在這部分“價格轉移”中,不僅實現了其中國工廠的利潤,也通過GSK藥品出廠價與其中國工廠出廠價中間的差價,預提了在中國的賄賂銷售費用和目標利潤。
  把高價藥品賣出去是GSK的最大目標,錶面上看是微利或虧損,實際上賺得盆滿缽滿。
  賄賂醫生
  投其所好有求必應
  “有的醫生迴避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但希望提高自己的業內名聲。這時,學術會議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
  這些貴得離譜的藥品是怎麼打開中國市場、甚至坐上行業老大位置的?
  李某是此次被移送起訴的46名犯罪嫌疑人之一。身為湖南某市級醫院肝病中心副主任醫師的他,涉嫌非法收受GSK(中國)醫葯代表譚某送達的現金數萬元以及該公司提供的免費旅游。
  李某供述,從2012年3月起,GSK(中國)為了刺激賀普丁的銷量,每開出一盒給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組(給一名新病人開賀普丁)給他100元。他每月可以開出150到200盒,增加5到8名病例。而譚某在每次按月送錢的同時,還會遞上一張“講課單”讓他簽字,言明這是“講課費”。
  “我一年分12次支付講課費。實際上,李某總共只講了兩三次課,其他大部分都是虛構的。”譚某供述,“講課單是我按照公司發的模板打印出來的。這些錢要以講課費的名義在公司報銷。”
  譚某說,這是公司的規定,通過餐飲發票來報銷給醫生回扣的費用。“發票大部分是我在外面購買的,也就是沒有實際消費的發票。”
  “有的醫生迴避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但希望提高自己的業內名聲。這時,學術會議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另一名涉案的醫葯代表王某說,邀請醫生參加會議的費用由公司支付,禮品由公司提供,會後的旅游也由公司埋單。她的上級主管曾經明示:“認錢就給錢,認學術就給學術機會。”
  在犯罪嫌疑人之一、GSK(中國)副總裁兼人力資源部總監張國維看來,上述行為是公司近年政策導向的必然現象。他供稱,以原GSK(中國)總經理馬克銳2009年來華掌舵為分水嶺,公司的經營理念和模式發生了重大轉變。
  “馬克銳來中國後,提出一個叫‘銷售為王(selling lead)’的口號,銷售指標每年不斷增加,以彌補美國、歐洲市場的大幅下降。”犯罪嫌疑人之一、原GSK(中國)疫苗部總監張繼國也證實了這一說法。他說,按照馬克銳的要求,獨立的市場部被分解到各銷售部門,以學術推廣為主的市場活動轉變為與銷售掛鉤;陸續組建市場準入部、處方藥醫學部、多元化部和大客戶團隊輔助銷售。
  同為犯罪嫌疑人的人力資源部招聘總監郭建華感受更為明顯:2008年基本維持在900至1000人的銷售隊伍,2009年突然開始加速“擴軍”,每年招入數百到上千人不等,至今為止,銷售人員總數已達5500人。
  GSK(中國)副總裁兼企業運營總經理梁宏交代,在財務預算方面,醫葯代表每月有3000至5000元可以用在醫生身上。“當然這是不夠的,還可以申請更多費用,總的不超過藥價一定比例。例如,肝炎業務部的比例是5%到8%。”
  梁宏估算,GSK(中國)為打開銷路投入的行賄費用占到藥價的30%,每年的總金額高達數億元人民幣。這也換來豐厚回報,2009年到2012年,其銷售收入從39億元增長到近70億元。
  危機公關
  兩次立案“大事化小”
  北京工商部門曾連續兩次立案調查GSK(中國),該公司通過中間人找到辦案人員以財物打通關係,換來對涉嫌商業賄賂不調查、不處理的“成果”,改成不正當競爭,罰款30萬元。
  GSK(中國)在業內曾以“強調合規”著稱。然而,犯罪嫌疑人之一、該司法務總監趙虹燕坦承:“公司上下把‘合規’當成‘老虎皮’披在身上,所謂‘合規’僅停留在口頭上。”
  一些GSK(中國)的員工證實,公司一方面制定各種規章,另一方面則教他們如何使不合規的行為看起來“合規”。“醫生講課用的課件,市場部、醫學部已經準備好了,一般有5至6套,我們在報銷單上寫某醫生用了某課件,可以做到一個月不重樣,看起來不會太假。”前述涉案醫葯代表王某說。
  “包括馬克銳本人,許多高管、中層都知道醫葯代表向醫生行賄的做法。”GSK(中國)多元化產品部負責人蘭省科供述,為了擴大賄賂銷售規模,公司推出了“第三方管理模式”。“實際上就是包銷。比如銷售復達欣時,我們支付推廣服務費給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再把費用給醫生,還是變相的行賄。”蘭省科說,“這種合作不僅可以規避風險,還能大大增加給醫生錢的幅度。”
  2008年至2010年,GSK(中國)策划出一個刺激疫苗銷售的“冷鏈”項目,看起來相當“合規”——與國內某醫學會合作,向全國各區縣的客戶“捐贈”物資,包括電冰箱、冷藏箱、電視機以及小轎車等非醫療設備。“打著通過醫學會向各地疾控中心和接種點提供疫苗冷藏設備的旗號,但最終給了誰,其實是看採購了多少疫苗,銷量多就給得多。”陳洪波交代,GSK(中國)總計投入了1500萬元預算,大部分用來購買非醫療設備,其餘5%至10%打入了這家醫學會的賬戶。
  “冷鏈”項目幫助GSK(中國)在中國的疫苗銷售額從2007年的3.8億元猛增到2010年的12.6億元,市場占有率第一。
  此外,2010年以來,GSK(中國)為搶占市場份額,先後實施“長城計劃”和“龍騰計劃”,明確要求不得採用國產同類藥品。實施“長城計劃”後,不少醫院沒有採購賀普丁國內同類藥品。
  然而,儘管機關算盡,GSK(中國)內部難免露出馬腳。自2009年開始,公司各部門和各級醫葯代表為套取賄賂資金而大量虛開發票和虛構講課、會議支出的情況不斷暴露。“支付講課費排名第一的醫生,一個月講課20多次,幾乎每天都講課,一看就是作假。”張繼國供述。
  與此同時,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審計部門也發現賬務中存在大量假髮票。2009年到2013年,GSK(中國)有數百員工因為假髮票等問題被處理,但全部認定為員工個人違反公司財務制度,進行警告或者直接開除了事。許多被開除的員工大呼“冤枉”,甚至有人將公司告上了法庭。
  GSK(中國)涉嫌商業賄賂的行為曾引起北京、上海等地工商部門的註意。面對危機,“策略主要有四條,其中兩條是馬克銳提出的,一是要公關,大事化小;二是以商業賄賂避免處罰。”趙虹燕供述。其他高管提出了另外兩條:隱秘銷毀涉及商業賄賂的證據;以拖的方式少提交或者不提交證據。
  趙虹燕交代,為了銷毀證據,公司開展了“清潔桌面”行動,指導銷毀電腦里和桌面的文件。公司還成立了以梁宏等人為首的三人小組,負責危機公關。
  “公關”的結果讓管理層“感到滿意”。2012年2月至11月,北京市工商局朝陽分局連續兩次立案調查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涉嫌商業賄賂問題,梁宏等人通過中間人找到了辦案人員,以財物打通關係,換來對涉嫌商業賄賂不調查、不處理,改成不正當競爭,罰款30萬元。
  深受其害
  藥價虛高癥結何在?
  “我們公司有大客戶團隊,還有市場準入部,也就是政府關係部。為了藥品進入名單、定多少價,公司對一些部門做了大量工作,拉關係、搞賄賂,確保了藥品高價在中國銷售。”
  “縱觀如今醫葯市場混亂,患者看病難、用藥貴等現象,醫葯領域的商業賄賂是根源之一,辦理葛蘭素史克案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趙虹燕在接受採訪時如是慨嘆。
  身陷囹圄多日,一些涉案GSK(中國)高管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懺悔。他們坦承,公司的商業賄賂行為無論是對中國的廣大患者、政府還是國內藥企,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一是給中國患者、中國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趙虹燕供述,公司的這些商業賄賂是需要成本的,藥品價格虛高,天價費用最終轉嫁給中國患者及財政,他們所承受的經濟負擔成為GSK的巨額利潤。
  二是給中國患者的治療帶來隱患。“什麼樣的藥治什麼樣的病,但外資藥企的藥品幾乎都是高價藥。醫生為了拿回扣,傾向於開高價的進口藥;在醫保目錄以內的藥,醫生也傾向於超量使用。這不是好事。”張國維供述。
  三是嚴重腐蝕了行業道德和職業操守。梁宏說,作為知名的跨國企業,GSK(中國)本應誠實經營,以患者利益為先,但卻大肆賄賂,敗壞了社會風氣。
  四是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張國維說,外資藥企利用在政策、資金方面的優勢,在中國維持其高價策略,價格越高回扣也越高,賺取的利潤又有一部分用來鞏固自己的強勢地位,對於藥價相對較低的國有或民營藥企是一種很大的壓制,最終傷害的還是中國患者和中國財政。
  五是阻礙了中國醫療事業改革發展。“我們公司有大客戶團隊,還有市場準入部,也就是政府關係部。為了藥品進入名單、定多少價,公司對一些部門做了大量工作,拉關係、搞賄賂,確保了藥品高價在中國銷售。”張國維說,這是另一種“看不見的傷害”——對中國醫療改革的阻礙。
  此前,GSK曾對中國公開致歉。有關人士指出,一聲道歉遠遠不夠,如果沒有讓違法經營者付出沉重代價,實現違法所罰大過違法所得,等於是對腐敗的變相激勵。在這方面,應該借鑒美、英等國的做法,以堅決的態度和嚴厲的處罰來維護法律權威。中國警方嚴厲打擊犯罪,就是要告知世界,中國市場不是冒險家的樂園。
  據新華社電(除署名外)
  (原標題:葛蘭素史克三成藥費為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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